1949年3月底，北平的春意还未完全驱散寒气，香山周边停着几辆从敌人手里缴来的美国吉普车。调度员抱着厚厚的派车记录本，在车辆间来回奔忙，部队要进城，代表要外出，车辆总是供不应求。这座刚从战火中走出的老城，行政体系才刚开始搭建，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国家的重要事务都挤在同一张待办事项里。
在这份名单的最后，柳亚子的名字赫然在列。他提了两个愿望：一是去碧云寺给孙中山先生的灵位献花祭拜，二是参加同盟会活动时希望能有车接送。负责安排的连贯犯难了，既调不出车，又联系不上周恩来，只好把信搁在抽屉里。柳亚子等了几天没见回音，脸色越发阴沉。
早些时候，他和周恩来其实并不陌生。1944年秋天，郭沫若在重庆设宴为他接风，诗人和总理第一次见面聊天，诗人一句“久仰大名”让两人都心生敬意，但之后他们就各自忙去了。1945年，因为催车引发了一场流弹意外，让这份敬意有了裂痕。好友李少石不幸去世，柳亚子既自责又疑惑，不明白周恩来为何要急着催车。他们通过书信交流，一边解释公事，一边又流露出失落，最后也没能真正放下这件事。
解放后他们再次相见，但过往的阴霾仍未消散。三月末，柳亚子住进颐和园调养身体。此时园中湖面冰层还未化开，他却因想买一根新鲜黄瓜和管理员吵了起来。管理员告知他七月才有，他抬手就打了对方一巴掌。这消息迅速传到了中南海，周恩来听后眉头紧锁：“得去瞧瞧。”
四月初春，听鹂轩里摆起了酒席。虽然炉火上温着酒，但四周还是透着寒气。柳亚子一瞧见周恩来，心想定有重要事情要谈，便高兴地端起酒杯。两杯酒下肚，周恩来搁下筷子，慢慢说道：“柳老，能不能听我一言？”柳亚子应了声。周恩来接着说：“在我们队伍里，打人可不行。”这话一出，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。
老人脸上的红晕渐渐褪去，变得苍白，他用手指轻轻敲着杯子边缘，没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周恩来又温和地说：“城里还不太平，好多事等着处理呢，希望您能理解。以后要是有工作上的事，还请您多指点。”说完，他站起身来，向在座的客人们微微点头致意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
“老柳，尝尝这菜。”邓颖超夹了块清蒸的鳜鱼，轻轻搁在柳亚子的盘子里。就这么一句话，算是给这尴尬场面圆了场。饭局接着进行，但主客的注意力早不在吃的上了。
第二天吃完饭后，柳亚子在日记里记下：在听鹂轩参加夜宴，可车的事儿还没解决，席间被人质问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寥寥几笔，就把他内心的失落写得透透的。他接着就跟朋友发牢骚：“借车这事儿？别提了，就为这事儿我还骂了老周一顿呢。”
车子还是不够用。军委的车辆调度部门每天排车表都要排到半夜，指挥所、交通部门还有新华社都在那儿等着用车。有人就建议说，干脆让柳亚子坐拖车算了，但思来想去还是没这么做，怕老人家心里不高兴。
五月初，城里的防御渐渐稳固，碧云寺也重新开门迎客了。柳亚子好不容易弄到一辆吉普车，终于实现了去祭拜的心愿，不过他这次没再告诉周恩来，也没给他写信。两人工作上还是客客气气的，但私下里的隔阂，就像北平晚春的雾，虽然不浓，但就是散不掉。
有人说，真正的矛盾常常源自那些不起眼的小事：一封没送到的信、一次没赶上的车、一句伤了面子的话。柳亚子和周恩来虽都处在动荡年代，可在日常小事上却很难达成一致。
往后的时光里，柳亚子偶尔会把自己的诗作托秘书转交给毛泽东。周恩来只是在批示处简单写了个“阅”字。颐和园里，湖水还是那么清澈浅淡，听鹂轩也再没出现过那样的宴饮场景。
1950年春节还没到，中央机关就从香山搬走了。调度员找出那本以前的派车记录本，发现柳亚子的名字被红笔圈了起来，旁边写着：他自己有车。就这样，两位老朋友之间的隔阂，被悄悄记在了一页普通的公务记录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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